马采莲提前两天回到香港那家进修的医院，时间是1992年春天的一个黄昏。那时候太阳刚刚落下山去，夕阳的余晖在灿烂了人间万物以后，带着些许的满足和对人间的留恋，消失在香港的世界，也消失在被称作“内地”的名山大川里。当黄昏来临，万物进入朦胧的状态，香港的大街小巷所有的灯又烂漫地开放。地球人都知道，这个被英国强行“收养”135年的孩子，将在1997年7月1日饱含喜悦的泪水，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马采莲提着行李箱，孤独地行走在香港陌生的街道上。街上穿梭着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行人，高楼隐在黄昏里，在霓虹灯下放射出虚幻的光芒。
不远处，有几对小情侣依偎在公园拐角里，高高的大楼前面，矗立着几个国家的国旗，在春风里发出被撕裂的声音。
马采莲想努力寻找一样东西，这是她进修以来一直要寻找而又无法找到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哦，是国旗，火焰一样的国旗，进修以来，这面旗帜就一直飘扬在她的心里。
有的时候人很奇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相遇也似陌生，同在一个单位，碰面也只打个招呼，同住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单元，可能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一旦远离故土，在他乡相遇，那种亲切的感觉就让人异常激动。
马采莲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在香港这个繁华但不大的地方，自己只认识戴天明、高就还有那些同来进修的“内地”人，其他都是陌生的面孔，这让马采莲有一种恋家的感觉。尽管那个家对她而言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她特别喜欢医院那个大家，那么多人在一起工作，心情是愉快的，当那些病人用期待的目光寻找自己的时候，马采莲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那一双双渴望健康、渴望快乐、渴望活下去的眼神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印在她的心坎上，留在她的记忆里。
进修的时间不长，也就半年。但这半年已经让马采莲收获良多。这里的医院和“内地”医院不同，或者说有本质的区别。当“内地”人排着长队，在公立医院自掏腰包并且在计划经济的特殊体制下，一边忍受这种体制后遗症带来的不良反应，一边被昂贵的药价、劣质的服务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香港已经提前至少一百年和国际接轨。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医疗体系在这里树立起了一块块金字招牌。马采莲亲眼所见了这些医院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以人员设置为例，这里的医院大都是按照1:3的比例设定人员编制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就有三个医务人员为其服务。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环境特别舒适，很少出现排队挂号的现象，病房里也没有陪护人员和病人家属吵吵闹闹，你看到的大都是医生护士在病房里来回穿梭。而那时候的“内地”（现在一些地方仍然如此）情况正好相反，医生三两个，护士一大群，抽烟、聊天无处不在，吵架、闹事随处可见。医院垃圾遍地，苍蝇蚊子乱飞。这些糟糕的环境暴露出了医疗卫生系统长期存在的诟病，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和医疗腐败。在香港，你到任何一家医院，绝对看不到医患之间因某种原因处理不好而闹得不可开交的事情。每个科室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收到病人的表扬信，那是病人自愿写的，而不是医务人员刻意“引导”得来的。
马采莲走得不快。离开香港后，马采莲先后收到戴天明发来的三条传呼信息，但马采莲都没有回复。这个叫做摩托罗拉的中文BB机在1992年，除了大哥大，算是最流行的家伙了。虽然它还不具备语音功能，但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奢华的通讯工具了。
这个BB机是戴天明临上飞机时给马采莲的，算是临时借用品。马采莲推脱不掉，就放在包里一直没用。
戴天明最后一条信息是问她何时到香港，他征求马采莲意见，想去机场接她。
马采莲没有回复。没有回复一定有没有回复的理由，但马采莲说不出为什么没有回复，更说不清为什么不想让戴天明去接自己。
想起戴天明，马采莲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她和戴天明认识时间不长，算起来差不多两个月吧，但在马采莲眼里，戴天明外表儒雅，谈吐不俗，知识渊博，技术高超，是一位难得的烧伤专家。因为自己也特别喜爱医生这个职业，所以尽管进修的科目不同，但在治病救人这个大方向上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医学方面的知识，也仅仅探讨医学知识，并没有涉及其他。所以，马采莲对戴天明的感觉是基于崇拜。她一直把戴天明看成是一位导师或者是一位学长。
马采莲没有和戴天明提及自己的婚姻，而戴天明同样没有谈及他的家庭。戴天明对马采莲了解得不多，马采莲对戴天明也知之甚少。这对马采莲来说已经够了。
每当夜幕降临，马采莲一个人躺在床上，想起自己不幸的婚姻，总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她多么渴望能有个人坐在自己的面前，静静地倾听她的肺腑之言，她多么渴望能有个肩膀让自己靠一靠啊！
马采莲记得自己上学时学过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她孤独无助的时候，马采莲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这异常冰冷的世界，渴望有团火焰来取暖，多么渴望能有一丝光亮温暖自己这颗冰冷的心。
马采莲拖着行李箱不知你觉到了进修医院大门口。她抬起头来向里张望，正好看见戴天明从三楼实验室飞奔下楼。
他一定看见我回来了，马采莲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