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将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琼娘在边上听着，忍不着不满地说：“刘胜之，你也太诽谤官人了。”
“不得胡说，这是我教他这么说的。”王巨道。不过提到了儒学，王巨想了想：“胜之，如果可能，你让那边的士子们想办法重修一下儒学。”
“啊？”刘开惊讶一声。
那边有许多士子，多是连考不中没有指望的举子，甚至许多人连举子都没有得中，6续被王巨派人聘请过去。不管什么学，先得会识字！识字的人越多，那边文明才越快。
两边都是汉人，不过两边相比较，那边文化水平确实很落后的，多是赤贫百姓，能有几个知书识字的？就是识字的，也没有什么才子之流。
但想要展成为一个高度的文明，必须得有许多人知书识字，因此王巨对那边的教育很重视，只是同样教育，教育目标不同了。
然而重修儒学，这如何办得到？
王巨想了想道：“就以我恩师的一些儒学观念重新修著诠释儒学，另外要着重一条，要突出对立互生互动的关系。”
刘开愣了一下，王巨所说的便是张载的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温大大改成了为往圣继绝学，于是一起成了为往，每次写，心里面总是怪怪的），在王巨暗中派人宣扬下，现在几乎成了宋朝家喻户晓的四句名言。
不过这个对方互生互动是什么东东？
“自汉武帝起，用法家的律法维护国家秩序，用儒家为表教化百姓，实际儒学自汉武光大后，已经偏离了它原来的真义，突出的只是尊尊，回报，而非是付出后的回报。如父子夫妻，夫子希望的是父母慈。子女孝，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才乐意在父母年老时孝顺，便能构成一代又一代温馨的传递。夫唱妇和。夫唱的是妇喜欢的歌，妇才愿意和夫的唱，家庭才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因此《礼记礼运》中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个夫义，就是我说的夫的所唱，妇听。就是我说的妇的和。君仁，臣才会忠。臣爱民，民才拥戴官员，听从官员的政令。”
“说得好啊。”刘开道。
宋朝有一些官员基本能做到这个臣爱民了，但不多，为何？大家想的不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而是尊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百姓嘴中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好了，官员是父母官，我是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亡，你们不得不亡！
产生这种心态，还能爱民吗？
“少保，我明白你用意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刘开说道。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但比这句话要复杂得多。简洁地说付出的原因，就是为了回报。比如我做了好事，就是想要回报好名声，与别人的感激。我贿赂官员，就想官员给我一些照顾，当然，这必须制订律法严惩。因为他付之邪，所想回报更邪。我春天播下稻种，就是想秋天收获大量稻谷。但我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就必须有义务在自己能力下，报答别人。这便是互动互生。当然，它还有更多层意思……”
就象天朝的道德标准，拾金不昧。
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种高尚的情操？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又如何推行这种道德标准？
结果呢，没有推行起来，反而不敢扶跌倒的老太太，真的怕被勒索啊。而且执法的法官光明正大的责问，不是你碰倒的，你干嘛要扶啊？你干嘛要替她付医疗费啊？并且用这个莫明其妙的理由当成律法去判决！
于是没有推行起来这种道德，反而道德越来越败坏！
王巨不知道是谁带头推广的拾金不昧，难道不知道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的故事吗？那么多精英，还不及两千多年的一个古人！
不过王巨这个互生互动，认真诠释起来十分复杂，可不是帮助人那么简单，它等于一下子将后来儒家的什么尊尊推翻了一大半。
但因为是在海外，那边现在就象一个初生的婴儿，一片空白，王巨也不怕引起争议。
刘开还在回味，王巨又说道：“再宣传一下三公。”
“何谓三公？”刘开又问道。
“立法公正，刑罚公正，判决公正，不依富贵贫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公平，给予百姓公平的生存机会，比如齐税，田税商税各项税务一率相齐，比如择人，不问贱贵，量才德而用，若有大功才，可恩荫一名子女，但只准一人，若子女未来有大功者，可以再恩荫下去，若无，到此结束。”
“这个……”
“胜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怕有的人不能接受。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何在我朝，有馆阁官为贵的说法？是为何故，无外乎时常能见到官家，会给官家留下应象，因此官家择人时往往会先择馆阁官，也容易出人投地。其实我所说的公平，也不可能公平，上层子弟，无论教育，见识，财富，人脉等等，让他们在起点上就不知高出寒门子弟多少步了，就象我朝的科举，算是很公平了吧，但真正有多少寒门子弟唱名于东华门？但寒门子弟占读书的士子多少比例？其实不去打意打压富贵人家，已经就是一种不公平了。”
民间谚语说富不过三代，说明创业难，守业更难。
但有没有想过，一旦富能过三代，五代，十代，代代积累下去，如何了得。很快地就产生了贫者益贫，富者益富。
所以王巨本来还打算推出遗产税的，不过想一想现在大家的想法，这个遗产税无疑太前，因此没有再提。
刘开又开始沉思。
实际这些道理都不是很复杂。只是放在现在来讲，略有些前罢了。
“最后一公，乃是公道。比如税赋要公道，兼顾公私。不能过高，以减少百姓压力，也不能过低，以便保障官府支出，不过官府也要主动节约开支。节约浮费，以便进一步减少百姓负担。”
“冗官冗兵冗政？”
“其实我朝不能算是冗官，这么大地方，总需要许多官员，主要就是养官成本太高，特别是高级官员，就象我现在一年各种薪酬福利，达到了一万多贯，得要多少百姓才能养活？况且我还不算真正的顶级官员。”
“确实是如此，有的低级官员薪酬也不高。仅能养家糊口……”刘开微微叹息道。实际王巨以前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题，比如宋朝是干嘛？不是为了进一步开智慧，而是为了做官，为了黄金屋，为了香车美女，宋真宗说的！结果有的书呆子就拼命地读，一家人都拖下了海，可有几人唱名于东华门？况且唱名东华门也不代表着什么，还要在前三甲之内。那才能分配到一个不错的官职。至于第四甲第五甲，往往候补十几年，都未必能候补到一个差官。没有差官，仅是职官。就意味着没有各种福利，没有福利，仅是薪酬，那真正只能养家糊口了。
即便有了差官，能进入到高层的官员又能有多少？大多数还是低级官员。
因此有的官员贪墨，有的官员让家人经商。兼并……
如此，国家岂能完全好得起来？
王巨继续说道：“公道还包括其他各种，比如行商，为何我当初将竹纸作坊的四分之一契股送给高家子弟，没有高家，仅是延州几个商户，不仅仅会面临无穷无穷的苛税，官府胥吏说不定还变着法子来勒索，另外当地豪强看到盈利了，也会伸手敲诈。不盈利无法生存，盈利了还是无法生存。”
这也是宋朝的一个弊病，并且还是九百多年后的弊病……
“这个就要制订律法，用律法杜绝这些丑陋的现象，好使大家在一种公道公平的环境下生存。当然，也不一定是官府的错，商贾本身也会不公道，比如各种囤积居奇。囤积居奇本身也没有错，但得看囤的是什么，若是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同样要严惩不怠。”
王巨说的这些，可能就是以后海外的制度，“祖宗家法”。
“你到了那边，大伙儿再商议一下，让它们完善起来。”
“喏。”
这些都不急，王巨又说了另一件事：“不过先将另一件事办起来，行帛币。”
“帛币？”
“那边储蓄了一些金银，以这些金银为标准，行帛币。帛一定要采用最好的帛，然后印染精美的图案花纹，最好丝帛不要来自一处，图案花纹尽量的复杂，以防别人仿冒。面额也要小一点，先行是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四种，二十文镶银丝，五十文镶金丝。开始时行的数额也不必过多，几万贯足矣，先于几个人口密集的定居点试验，看百姓的反应情况，酌情增加。”
“这样成本会很高的。”刘开担忧地说。
“我就是让它有意成本很高的，最好高到快接近货币本身的地步，大家才能认可。而非是象我朝交子，一张纸，所以百姓才不将它们当成货币看待。虽然成本高，不过你想一想，我朝一年能铸多少铜币，况且这些铜币又让一些宵小化成了铜镜铜像等铜器谋利，还有一部分又流通到了外国。虽然按照我这种方法，帛币数额也高不起来，但与银子一样，会对货币不足产生很好的补足作用。并用帛币若是得到大家认可，携带会不会很方便？而且它还关系到另一个用途……”
“庆州展基金？”
“与它有关系。”
其实就是为银行摸索经验了。
想推出银行，也要有周密的制度，否则就会出漏子。另外最最重要的就是货币。
王巨原先指望倭国的银子，然而至今产量仍不是很高，于是王巨又想到轻便的交子上了。
但这个交子，问题多多。
特别是一个行量，就无法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人对经济学有着更深的认识，那怕薛向都不行，王巨也不行。所以上到君王，下到百姓。对货币的认识不足。
于是自王安石手中，交子开始渐渐贬值了，但每次行了多少，不过一百几十万贯。放在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里。它简直是毛毛雨，但又为何贬值了？
其实开始时不错的，因为缺少流通的货币，许多商人用茶引与盐引当成货币交易，巴蜀商人自己儿行交子。在这个背景下。刘娥与张咏主持巴蜀“官交”，行五贯到十贯两种交子。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因为庆历战争，国家缺少钱帛，许多商人持着交子到交子铺兑换时，官府则是强行用新交换旧交，这让大家产生误会，换来换去是一张纸。实际就是一张纸，当大家认可时，它就是货币，不认可时。与纸有何区别？那次导致交子价格大跌，后来才稍稍缓解。王安石改变，也改革了交子，将它的面额变小了，变成了一贯与五百文两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王安石每项改革七成会雁过拨毛……交子也雁过拨毛了。
虽然数额变小了，进一步利于流通，但行次数更频繁，变成了两年一次。没有充足铜币兑换时，还是用新交对冲。并且对冲后，每贯要扣三十文的交子本钱，也就是没有换到现金流，反而交纳了百分之三的手续费。因此交子信誉又开始下跌。到了南宋时。每届能行五六千万贯交子，那更是泛滥成灾了。
不过好在王安石雁过拨毛，次数增加，但清醒地限制了每行行的数额，上限不得过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因此虽贬值。可比例不是太大。
当然，也不能会部怪王安石，赵顼便说过一句话：“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已之事”。
朕也不想行交子啊，更不想用新交对冲旧交，可是货币不足怎么办？
这是实际情况，不过这样一来，没有了信誉，交子只能贬值了。
因此王巨便想到了帛交，让帛交的成本与它的实际成本相仿佛，如果再得到充足的银两，与铜币搭配，三相结合，大家就会渐渐认可，那么就不会出现前面得到交子，后面立即去交子铺兑回铜币的情况。渐渐地帛交就能替代铜币，国家只要在各州府储备少量银子或铜币，就可以了。
而且放在海外，想大规模制造帛交比较困难，但放在宋朝，以宋朝的绢帛产量，一年可以轻松地获得几百万贯的帛交。
有了充足的货币，才能为成立银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想成立银行，绝对没那么简单的。
然而相比于银行，海外的种种管理与制度，则更是麻烦。
王巨凝起眉头，想了好一会，道：“就这些吧。”
那有什么完美的制度哦？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了。
黄骅在边上说道：“胜之，俪儿就交给你了。”
俪儿未死。
这也是一个偶然事件，给王巨带来的启。
王巨用兵大理，有几个原因，大理收回来，夹在宋朝与大理中间的一些蛮族就会变得安份一点。但这个理由确实不充分。
大理的战略地位，万一元蒙还能继续崛起呢？即便北宋不会灭亡，到了元蒙崛起时，宋朝也会因为许多原因，正是走向衰落的时刻，包括人口危机，庞大的宗室压力，兼并更加严重，上层更加的文恬武嬉，这也是帝制的必然结果。所以那时候，只要元蒙崛起，还能危胁到中国的安危。除非每一个皇帝都同意将百姓大量往海外迁徙，始终将人口控制在两千万户以下。而且每一任皇帝最少能做到赵顼这一步，不那么昏庸。但这是不可能的。
可这条理由，对于宋朝君臣来说，也不会认可。
而且王巨说都不敢说。
另外就是王巨内心也在渴望着大一统……
对于赵顼来说相信他也会喜欢的，可是支持的大臣不会多。
无他，管理成本也。
统一了，就要治理，治理就要派驻官员与官兵。且不说如果官员处理不当，立即引起大规模的造反起义，就是这个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这么大片地区，必须要置很多的官员与官兵，才能控制住，那就需要大量钱帛，如果靠当地百姓赋税，百姓不堪负重，又会大规模的造反起义。如果不靠当地百姓赋税，无疑就加重了内地百姓的负担，于是才有了一个说法，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的大渡河上画一虚线，此外非吾所有也。
不过王巨很怀疑之，当时王全斌虽然灭掉蜀国，却将四川搞得乌烟瘴气，到处在起义，有什么力量再向西向南经营？
巴蜀缓过来了，还有南唐与河东。
宋太宗时拿下河东了，却与辽国这个巨人对峙，接下来在军事上一代不如一代，那个人有心思想着大理？
因此才有了赵顼的诏书，三思而后行，切莫冲动。
王巨没办法，便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借口。正好桂州查到了一桩蒙汗药案，有一伙人看到灵渠两边有许多南来北往的商贾，合伙用蒙汗药药倒了许多商人，劫了大量财货，还杀害了五名商贾与十一名随从。
王巨对这个蒙汗药很好奇，非是他想用来害人，而是想用来给士兵疗伤时当麻醉用的。于是他让这几名贼犯供出蒙汗药的配方，再让手下仿照这个配方配制出来，用其中一名贼犯做试验。结果真将这名贼犯醉倒了，人事不知，脸色青，仿佛休克一般。
看上去很是吓人，王巨只好找来几个大夫分析这个配方，说是有毒，将人毒晕过去的。
但王巨估计其中有一些药材确实会产生麻醉作用，麻醉与毒结合，产生了这个烈性蒙汗药的药效。这肯定不能当成麻醉药用了，王巨隐隐有些失望。就在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
然后王巨找来刘开，刘开是主持大理贸易的重要管事之一，但不仅是买马牛，还有打探情报，以及一些其他的布置。因为表现出色，王巨也准备秋后让他随船去海外，任一官职，管理一个较大的定居点。
王巨让他停下手中的事务，按照乌蛮人的审美观念，在桂州挑选出俪儿，秘密带到邕州，让黄骅宣称是他的女儿。反正黄骅也不是大人物，宋朝以前也不会注意黄骅家中有什么人。再等大理使者到来，一道带着去大理，利用夜苴部丑陋的婚俗，故意上吊自杀。实际就是服用了这种有毒性的蒙汗药，处于半休克状态。
黄骅一行离开那个落后的小城后，灌上水与解药，俪儿也就醒了。
再让刘开秘密将俪儿与那名小婢秘密带到海外去。
但借口也就有了。
王巨立即上书朝廷，我也不想用兵，因此派出使者劝说大理称臣，又因为乌蛮各部忠诚于段氏，我让手下最亲信的傔客，将他唯一的女儿下嫁给夜苴部酋长的儿子，以此来示好。
可结果人家根本就看不起宋朝，看不起陛下，也看不起臣，产生了这个耻辱的洞房之夜。臣没办法了，只能用兵。
至于他请求的熊本、苗刘二将与三千川兵、五千蕃骑，朝廷派则更好，不派王巨也不指望了。
刘开走了，琼娘问：“官人，既然你想用兵大理，为什么让三十七部乌蛮聚集，这样岂不是更难打败他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