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是血统的力量，”神甫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奇怪的是，”他稍着于连，又说，“侯爵认识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他给您的薪水是一百路易，这个人做事全凭心血来潮，这是他的病；他会孩子似地跟您作对。如果他满意，您的薪水会长到八千法郎。”
“但是，您要清楚，”神甫又酸溜溜地说，“他给您这些钱，不是为了您那双漂亮眼睛。要是我，我就少说话，尤其是绝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
“啊，”神甫说，“我替您打听了一些情况；我刚才忘了德·拉莫尔先生的家庭了。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十九岁的儿子，极高雅，是那种中午还不知道下午两点钟干什么的疯子。他有才智，有勇气，在西班牙打过仗。我不知道为什么，侯爵希望您成为年轻的诺贝尔伯爵的朋友。我说过您精通拉丁文，也许他想让您教他儿子几句有关西塞罗和维吉尔的现成话。
“要是我，我绝不让这位年轻人拿我开玩笑；他的主动接近会是彬彬有礼的，但稍许掺杂有嘲讽，我要是接受，就非让他重复好几遍不可。
“我不瞒您，开始这位年轻人会不起您，因为您不过是个小小平民而已。他的祖上曾在宫里走动，并且有幸因一次阴谋于一五七四年四月三十日在格莱沃广场被斩首。而您呢，您是维里埃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更有甚者，您是他父亲花钱雇来的。掂量掂量这些差别吧，到莫勒里的著作中研究研究这个家庭的历史吧；所有在他们家吃晚饭的清客都会不时地提到这些事，他们称之为微妙的影射。
“您要注意如何回答诺贝尔·德·拉莫尔伯爵的玩笑，他是轻骑兵上尉和法国贵族院议员，不要事后跑到我这儿来诉苦。”
“我觉得，”于连说，满脸通红，“我甚至无须回答一个看不起我的人。”
“这种看不起您是看不出的，表现出来的都是些夸张的恭维。如果您是个傻瓜，您就会上当；可您若想发迹，您还就得上当。”
“到了这一切对我不再适合的那一天，”于连说，“若是我回到我那第一0三号小房间里，我会被看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
“毫无疑问，”神甫答道，“所有对这个家庭献殷勤的人，都会徘谤您的，不过，我会出面的。adsumquifeci，我说这是我的决定。”
于连注意到彼拉神甫的口吻是严厉的，近乎凶狠，感到很难过；这种口吻完全败坏了他最后的那一句话。
事实上，神甫因爱于连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是怀着某种宗教的恐惧如此直接地干预他人的命运啊。
“您还会看见，”他又同样没好气地说，好像是在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您还会看见德·拉莫尔侯爵夫人。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女人，虔诚，高傲，礼貌周到，然而更加没有可取之处。她是因其贵族偏见而如此知名的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这位贵妇人是某种实际上造成她那个阶级的妇女的性格的那种东西的一个突出缩影。她并不隐瞒，有先人参加十字军东征乃是她敬重的唯一长处。金钱还远在其次：这使您感到惊讶吗？我们已不是在外省了，我的朋友。
“您在她的客厅里会看见好几位大贵人，他们以一种奇怪的轻慢口吻谈论我们的亲王们。至于德·拉莫尔侯爵夫人，每当她提到一位亲王尤其是一位王妃的时候，总是出于尊敬而压低声音。我劝您不要在她面前说菲利普二世和亨利八世是怪物。他们当过国王，这就了他们永不失效的权利享有众人的尊敬，尤其是享有出身卑微的你我等的尊敬。不过，”彼拉神甫补充说，“我们是教士，因为她当我们是教士；她因此而把我们当作获救所不可缺少的仆人。”
“先生，”于连说，“看来我在巴黎呆不长。”
“好极了，不过您要看到，我们这种穿僧衣的人要发迹就得靠那些大贵人。您的性格中有一种至少是我说不清楚的东西，这使您若不发迹就受；您没有中间道路。别存幻想。别人看得出，他们跟您说话并不能使您高兴；在这样一个重社交的地方，您若得不到尊敬，就必定要遭殃。
“如果没有德·拉莫尔侯爵的心血来潮，您在贝藏松会变成什么呢？有一天您会明白，他为您做的事情是多么不寻常，如果您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您就会对他和他的家庭怀有永远的感激之情。多少可怜的神甫，他们比您有学问，却在巴黎生活多年，靠做弥撒挣的那十个苏和在索邦神学院辩论挣的那十五个苏！……想想去年冬天我跟您讲的红衣主教杜布瓦那个坏蛋的早年吧。难道您竟自负到自认比他还有才干吗？
“比方说我吧，我是个喜欢平静、才能平庸的人，本打算就在我的神学院里终老了，谁知竟幼稚到有了依恋之情。好吧！当我提出辞呈的时候，我已经快被撤职了。您知道当时我有多少财产吗？不多不少老本五百二十法郎；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认识的人。德·拉莫尔先生把我从困境里解救出来，可我从未见过他；他只消一句话，人家就给了我一个本堂区，其居民都是些富裕的人，从没有粗俗的恶习，而我的收入令人惭愧，简直与我的工作不相称。我跟您说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让您的头脑清醒清醒。
“还有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幸生来暴躁，有可能你我之间不再说过话。
如果侯爵夫人的傲慢，或者她的儿子的恶意取笑，使这座房子变得对您来说确实不堪忍受，我劝您到巴黎三十里外的那座神学院修完您的学业，往北去比往南好。北方有较多的文明和较少的不公。”他又压低声音补充说，“我应该承认，离巴黎的报纸近，那些小暴君有所畏惧。
如果我们还高兴见面而侯爵的家对您又不合适了，我就把我的副本堂神甫的位置给您，这个本堂区的收入我和您对半分，这是我欠您的甚至还不够，”他打断了于连的感谢，又说，“因为在贝藏松您对我作出了那样不寻常的赠与。假使除了那五百二十法郎之外我一无所有的话，您就救了我啦。”
神甫的口吻已经不那么严厉。于连感到十分羞愧的是他觉得眼泪居然上来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入他朋友的怀抱；他禁不住尽可能地装出男子汉的气概，对他说：
“我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之一；但是我不会再抱怨命运了，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
“好，好”神甫窘迫地说，接着非常适时地来了一句神学院院应该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命运，我的孩子，永远要说天意。”
出租马车停了，车夫拉起一扇巨大的铜门环：这是德、拉莫尔府；为了不使人起疑，这几个字在门上方的一块黑色大理石上赫然在目。
这种装模作样让于连感到不快。“他们如此害怕雅各宾党人！他们在每一道篱笆后面都看见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押送死刑犯的车子：他们常常让人笑死，他们还这样张扬他们的房子，好让暴民们在发生骚乱时认出来，进行抢劫。”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彼拉神甫。
“啊！可怜的孩子，您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副本堂神甫了。您这个念头多可怕!”
“我觉得这再简单不过了。”于连说。
看门人的严肃，尤其是庭院的整洁，使他赞叹不已。阳光明媚。
“多壮丽的建筑啊！”他对他的朋友说。
这是圣日耳曼区那一批正面如此平淡的府邸之一，建于伏尔泰逝世前不久。流行式样和美之间相距之遥远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