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傍晚，天色低沉。我在从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坐着出神，静静等着开车的笛声。车上的电灯亮了很久了，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乘客，很是难得。今天和往常差别很大，车窗外昏暗的站台上，除了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狗时不时嗷叫两声，一个人影也没有。寂寥的环境倒是和我的心境很是契合。我感觉身心俱疲，心情和即将下雪的低沉天空一样阴郁。我无精打采的呆坐在座位上，双手揣在大衣兜里，连把晚报掏出来的力气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发车的笛声响了。我把头倚在后面的窗框上，略微舒展了一下，无聊的等着客车出站。可是，车子还没移动，伴随着检票口方向传来的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列车员不爽的咒骂声，以及我所在的二等车厢的门开门的“咯嗒”声，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姑娘仓皇失措的闯了进来。与此同时，火车大力的颠簸了一下，缓缓的开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向后面退去，似乎被人忘记了的送水车，戴红帽子的搬运夫诚恳的对车厢里给他小费的某人致谢——所有的一切都像往车窗上吹过来的煤烟一般往后退去。我长舒了一口气，点上一只烟卷，无精打采的抬了抬眼睑，瞥了一眼坐在我对面姑娘的那张脸。
那应该是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干枯的头发绾成银杏髻，过分赤红的双颊上，还有一道道皲裂的伤痕。脖子上戴着一条脏兮兮的淡绿色毛线围巾，围巾一直垂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盖上。抱着包袱的手上满是冻疮，手里还谨慎的捏着一张三等车票。这位姑娘俗气的面像和邋遢的打扮都令我感到不快。更令我觉得烦躁的是，她连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都搞错了。因为这样，抽上烟之后，为了忽略这个姑娘，我从大衣兜里取出晚报摊在膝盖上。此时，照在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窗外的阳光变成车厢内的电灯光，报纸上印刷不清楚的几个字突出的映入眼帘。毫无疑问，火车驶进了横须贺线上众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借着灯光，我大致溜了一圈晚报上的内容，上面刊登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事情，诸如媾和事件啦，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告新闻等等，没什么能让我提起精神劲儿来——火车驶进隧道的时候，我觉得火车仿佛倒着开一样，与此同时，盲目的看着这些无聊的消息。可是，这期间，我不由的注意到端坐在我对面的姑娘，她脸上的神气简直就是这糟糕现实的人格化。穿行在隧道里的火车，邋里邋遢的乡下姑娘，以及充斥着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一切不就是最好的象征吗？不就是难以解释、无聊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吗？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百无聊赖，心灰意冷，我随手将没读完的晚报扔在一旁，又把头倚靠在窗框上，像要死了一样闭上眼睛，懒懒的打盹儿。
约莫过了几分钟，我觉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不得不睁开眼观察周围。对面的姑娘不知何时坐到我旁边了，并且固执的想要打开我旁边的车窗。然而厚重的玻璃窗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开。她那充斥着皲裂的脸颊更红了，她不停的吸着鼻涕声，微弱的喘息声，不由分辩的闯进我的耳际。她这个糟糕的样子令我心中生出了几分同情。苍茫的暮色下，只能看见两旁山脊上干枯的草，此刻直逼到眼前，由此可见火车马上就要驶进隧道了。我不知道这姑娘为什么要打开车窗。不，我只能说，她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就这样，我抱着不快的情绪，希望她永远也打不开车窗，冷眼旁观着那双生了冻疮的手费劲要打开车窗的情景。不一会儿，伴随着凄厉的鸣笛声，火车冲进了隧道；同时，姑娘费尽力气想要打开的那扇玻璃窗“咯噔”一声落了下来，开了。方形窗洞，瞬间涌进来一股浓黑的煤烟和令人窒息的烟屑。我来不及用手绢捂住自己的脸，就被喷了一脸的黑烟，原本就嗓子不舒服的我，立马被呛得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姑娘却根本不在乎我，她把头伸到窗外，一动不动的盯着火车行进的前方，黑暗中刮来的风将她绾着银杏髻的鬓发自在飞扬。煤烟和灯光里，姑娘的形影清晰可见。这个时候，窗外渐渐明亮起来，泥土、枯草、水的不同气味凉凉的扑到我的脸上，我这才停下了咳嗽，否则，我一定会痛骂这个姑娘一顿，让她关好窗户。
可是，这时候的火车已经平安驶出隧道，经过枯草山岭中凋敝城郊的道路岔道。道路岔道旁边，简陋的茅草屋顶和瓦房密密麻麻的排列着。约莫是扳道夫正在打信号吧，一面陈旧的白旗在空中摇曳。火车才驶出隧道，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道岔的栅栏后面，有三个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三个人的脸蛋红扑扑的。他们个子都不高，就像是被低沉的天空压的。深山的衣服颜色，跟镇郊荒凉的景物一样惨淡。他们一起抬头远望火车经过，齐齐举起手，扯着嗓子尖叫，听不明白喊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刹那，把头伸向窗外的姑娘，伸开满是冻疮的手，左右摇摆，令温暖的阳光映照成令人欢喜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突然从窗口往目送火车离开的孩子们头上落下。我情不自禁的屏住呼吸，立刻了然。约莫是姑娘要去当女佣，从窗口扔出去几个揣在怀里的橘子，犒劳专门来岔道旁送别她的弟弟们。
暮色苍茫，笼罩着镇郊的道路岔口，三个孩子叽叽喳喳如鸟儿似的叫声，和姑娘向他们头上丢过去的橘子的鲜亮颜色——这所有的一切，片刻之间就从车窗外消失了。但是这幅画面却深深的留在了我的心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的愉悦起来。我抬起头，像看另外一个人似的重新打量那个姑娘。不知何时，姑娘已经回到我对面的位置上了，淡绿色的围巾上面依然是她那布满皲裂的双颊，抱着大包袱的手里仍然谨慎的捏着那张三等车票。
到了这时候，我才稍微忘记身心俱疲，和那难以理解的、百无聊赖的人生。
一九一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