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庶在思考。
因为有一些问题需要答桉。
善于思考的人，总体上来说，相对偏少的。
在民众之中，那些思考的人往往也会被多数不喜欢思考的人带偏。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还是喜欢简单的快乐。这些人往往就会以这个好，或是那个不好作为简单的划分，亦或是以自我的感觉爽或是不爽来对待所有的事务，但是实际上这些划分或是感觉，未必都是正确的。只可惜这些普通民众往往因为不愿意多思考，然后也就自然不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打仗，就不好。不打仗，就好。
至于为什么打仗，或是为什么不打仗，就没有思考了。
之前为什么打起来了，后来为什么又不打了，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就像是巴人头领支支吾吾的，亦或是遮遮掩掩的说的什么不公平要自由，亦或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至少巴山的这些巴人，是没有思考的。
川蜀之人只是知道，现在不打仗了，很好。
这种情况，让徐庶感觉到好笑，但是又头疼。
这些川蜀人可以不思考，但是徐庶他不行，他必须思考，而且他还不能仅仅是思考江东的事，巴山的事，他同样还需要思考整个川蜀的事情。
若说华夏是一个被四周各种高山和大海围绕起来的一片区域的话，那么川蜀就是华夏当中的小盆地，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盆地当中，也同样有山川，有河流，有平原，有沟堑，有麻将，还有有麻辣的火锅……
徐庶已经快把川蜀成都当成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了。
当下的徐庶多少已经不像是在鹿山之下的时候，还亲自去劳作耕地，修葺房屋了，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去统筹安排，而那些体力上的劳作，就变成了其他不愿意，或是不擅长思考的人在帮他做。
徐庶接到了斐潜的命令。
他不能只是单纯的接令，去执行，他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去考虑为什么，怎样做才会更好。
斐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令？
川蜀在整个的政局之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在不断的思考当中，徐庶渐渐的想出了一个答桉。
夕阳落下，黄昏渐上。
徐庶邀请了徐晃到府上吃饭。
因为江东的原因，徐晃也将重心从川南往北移动，并且作为川中的军事支柱，统御整个川蜀战局。
『使君，公明将军来了。』堂下侍从禀报道。
『有请！』徐庶站起身，亲自到了堂前迎接，然后和徐晃一同走进了厅堂之中，分左右坐下。
川蜀其实不穷。
但是贫富极其不均衡。
在稍微寒暄一下之后，两人就迅速进入了正题。两个人都清楚，吃饭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必须相互之间达成共识，并且按照骠骑大将军的指令，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全盘统管川蜀的事务。
『使君，如今江东军来袭，』徐晃开门见山，甚至是颇为有些杀气腾腾的说道，因为捣腾物价，毁坏地方民生，都是士族子弟的传统艺能了，简直都可以和叛国相提并论，『某观这成都城中，物价便是升腾不已……莫非又是有人从中作祟？是否需要……以正清明！』
这是个大问题，真要是任其发展，不仅是会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会导致军队的不稳定，甚至会引发后勤保障出现问题。
徐庶闻言，不由得摇头苦笑了一下，『公明将军，此事……尚需时日。不是说不动，而是需要时日……』
徐晃不解。
『公明有所不知……』徐庶微微叹了口气，『如今成都左近，物价升腾，并非全数都是士族子弟，地方豪强所为……还有不少普通寻常商贩，而且这些商贩……甚恶于士族豪强也……』
徐晃愣住了，然后深深的皱起眉头来，『这……使君是说……这里面还有寻常人家？』
徐庶点了点头。
在物价升腾这个事情上，因为之前已经搞过一次川蜀士族豪强了，所以现在这些川蜀豪强相对来说反而比较谨慎。他们作为重要的中间商，也有提价，但是提的价格并不大，反而随意提价，甚至比这些川蜀士族豪强表现得还要更恶劣的，如今反倒是那些走村串寨的零售商，那些大小货郎。
『怎会如此？』徐晃不能明白。
徐庶笑笑，『需待教化，而这教化，非一日之功也。』
徐晃皱眉说道：『既是犯律之民，便是直出巡检缉拿便可。』
徐庶摆手说道：『若行此法，则与主公之所愿不同。』
『主公之所愿？』徐晃问道。
徐庶点了点头说道：『如今主公宏愿，开四海之土，辟八荒之地，纳天下万邦，御苍穹万民，如此种种，非一人之力可也，当有汉民千万，以领地方……而汉民欲领于地方，则当强于地方，知律法，晓道理，权平衡，调众事……前秦之所弊，自当有所鉴……』
华夏古代，表面上很是批判商鞅，实际上却偷偷拿来用，毕竟偷书么，就像是看盗版一样，都是读书人的事情，能算是大事么？
秦国为什么可以采取驭民五术，那是因为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理，在特定的条件下才用的策略。毕竟当时秦国在中原各国眼中是属于西戎蛮夷，打个比方来说，拥有七十二管弦乐队的齐王见到了秦王，必然就会带着一种别样的口吻表示，看看这可怜孩子，你看看，这乐团，没听过罢？这鼎肉，没吃过罢？这东星斑……
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当时六国采取的策略其实和秦国不同的，同时六国也是很鄙视秦国的，认为秦国的法律是恶政，暴政等等，是批判的，可偏偏六国最后输了。
说起来并不是六国的文明程度，律法制度，士兵武勇等等弱于秦国，而是六国各自私心，不能联合，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而已，而秦国的律法显然在大一统之后也不能跟上局势的变化，适应民众的需要，也很快出现了各种问题，这些都是已经知晓的前车之鉴。
可问题在于华夏之后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愚民政策更简单，也就一直都在用。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虽然说他们也知道秦朝商鞅的驭民五术有问题，可这样的方法成本最低，民众也更好管控。而且在小农经济之下，并不需要更多的有智慧的民众，也不需要开拓发展什么社会生产力，只需要更多的农田，或是引进些番薯就可以维持百姓不饿死，所以根本不需要开启民智，只需要让一小部分人来带领其余大部分人就足够了，保证这一小部分人富裕就好了，最基层百姓只是工具而已，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华夏的封建王朝在很长的时间段内，都希望普通的百姓是愚昧的，希望民众的思想永远都是停留在很无知的状态下，只需要安心种田耕地付出劳动力就可以了，以庞大的无知的百姓来供养少部分的官僚和贵族阶层。
这种供给制度，延续了千年。
斐潜想要让汉民族走出去，光靠这小部分的官僚和贵族阶层可能么？
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官僚和贵族，即便是走出去了，也很快就会变成类似于藩国类型，只是想要横征暴敛，将黑锅甩给大汉，或是觊觎更高的位置，谋划着叛变。
所以，需要更多的民众，更多开始知道各种律法，明白各种道理的普通民众。
川蜀恰巧便是这么一个地方，成都左近的汉民居多，而越往偏远便是其他少数民族越多，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华夏。
普通的百姓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开了民智，就有了智慧的，而最简单的开民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走出去，离开原本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走向更深更远的地方。
华夏的商朝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条件下，之所以能够一下子从黄河的一个小部落，扩大到一个大王朝，并且和其势力范围以外的方国结成统御关系，其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行『商』，一手大棒，一手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