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大国，弱小的时候被人欺负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要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首先要让国人有一颗强者的心。方某自辛亥以来，为提振民气不折手段甚至不惜一起，目的便在于此。不折手段四个字，就不要刊登了。”方剑雄笑着对面前的这个年轻的记者说话，作为民办报纸的记者，陶菊隐对于能得到这么一次采访的机会很珍惜。这四个字毫无疑问不会在报纸上出现，但是会在陶的晚年回忆录上出现。
出现在报纸上的是另外一句关于大国的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只有把这些话连在一起看，才是孔圣人的真实意图。断章取义的歪解，算什么儒家学问？中国是大国，每一个国民面对来自外国的挑衅，都应该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心态。”
坐在对面谈笑风生的方剑雄，完全颠覆了陶菊隐对方大帅的认知。一直以来都是铁血刚毅面目示人的方大帅，竟然以一个友人交谈的姿态出现，不时自嘲一句，这让陶菊隐受宠若惊。提交专访申请的报社记者很多，陶菊隐绝对有被天上掉下馅饼砸中脑门的赶脚。
实际上坐在陶菊隐对面的方大帅，心思却完全没有上位者的意思。反而是一种面对历史名人的感觉，为什么？很简单，方某人是在另外一个时空，拜读过陶先生的大作。对这个时代的很多认识，都是通过陶先生的作品。算是陶菊隐的半个粉丝吧。
尽管有点紧张，陶菊隐还是把想好的问题都问了出来，方大帅很配合，不但一一作答，并且延伸展开。这才有了方才的那一番话，关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发展的一些想法。方大帅给出的答案，远远超出了陶记者的预计。关于大国心态的论调，出自方剑雄的口中，这意味着什么，干了几年记者的陶菊隐很清楚。这就是一种建国思路，别人说这个可以当做闲话对待，方剑雄说这个就是一种近似国家政策的东西。
“当年泗水埠的事情，正是出自这种心态。青岛战争，欧洲战争，远东护侨，无不建立在这种心态之上。我就是要告诉每一个身上流淌华夏血脉的人，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都可以去就近的中国大使馆请求帮助。国家会出头为他找回公道！”
“有的人动不动拿礼仪之邦说事，在我看来，既然是大国，礼仪之邦挂在嘴边就好了。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国家利益为先，节艹什么的，大国不需要。呃，嘴快了，这句话不能刊登。”
方某人难得有机会放下姿态跟人谈话，所以说的很嗨。采访者也很嗨，要知道这些话都是方大帅的心里话。当然了，作为一名记者，这些话要上报纸的时候，是必须要节选的。
“大国心态！”这是《申报》五月十曰的头版头条，记者陶菊隐因为这次专访，一跃成为王牌记者。
这篇报道在民间的影响非同小可，各省官媒首先转载响应，官媒评论纷纷出台。大有后来共和国学习会议讲话精神的意思，实际上本质都一样，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揣摩上意的下属。
现在是议会政治，各省官媒实际艹控者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资本。长江流域是方大帅发家的老巢，沿江各省的官媒自然毫不犹豫的站在吹捧的角度说话。不过苏浙两省比较特殊就是了，这里也同时是传统苏浙财团的势力范围。经过多年的经营整合，欧亚集团带动的利益圈子越来越大，基本上苏浙两省的传统势力分割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张謇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一方面是欧亚集团的依附者和联合者，虞洽卿、盛家、青帮头子杜月笙这种。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欧亚集团的作用就是用商业手段解决问题。
随着欧亚集团代表的利益群体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传统的工商业代表们很快失去了往曰的风光，沦为二流甚至三流。以纺织等轻工业发家的传统工商业者，在以钢铁、矿上、军工、航运、交通为主业的欧亚利益集团面前，根本就是只有被碾压的命运。
商场跟战场一样，都是讲究实力为尊的所在。欧亚集团在长江流域根本就是独孤求败，在北方和东北，联合了周学熙的北方集团后，同样是一种碾压的姿态。这个庞然大物基本不碰食品、纺织之类的轻工业，这才给了传统工商业一片生存空间。
上海这个地方太特殊，不可能变成某个势力的后院。即便是在长江流域随意碾压的欧亚集团也做不到这点。
《申报》的专访一出，各地的马屁文四起，也有不同声音出现。比如各个在野党的喉舌，就不会去附和方某人的腔调。一直在上海苦心经营的《民立报》，这几年算是苦苦支撑，尤其是新闻法案出来后，光是保证金就让《民立报》停刊三个月。最后还是从南洋和广东凑了一笔款子，才让《民立报》过了门槛。
《民立报》停刊三个月，对于国民党而言绝对是沉重打击。一张报纸都差点办不下去，这个政党还有什么实力可言？新闻法案产生的后果，就是让国民党的当家人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靠嘴皮子笔杆子吃饭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即便是国民党整天挂在嘴边的政党政治，更是要有经济实力为支撑的勾当。大选，比的不是什么嘴皮子，比的是经济实力。
残酷的现实，让在天津四处碰壁的汪兆铭清醒了一些，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上，汪兆铭提出了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根基，苦心经营二十年的战略。
应该说这一战略是比较务实的，即便是远在美国“养病”的孙某，也来电表示认同。由此引发了国民党的战略调整，以广东和上海这两个传统影响力巨大的地区为根基，缓缓向周边辐射的战略确定。当然不是说其他地区就此放弃，只是区别一下重点而已。
汪兆铭于四月底离开天津南下上海，重新拿起了笔杆子，在《民立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老一套不吃香了，光说不练的把式没市场。所以重新开门的《民立报》，一定要彰显国民党的存在感。要论笔杆子，国民党还真不缺少这个就是了。不过这个办报纸的方向，国民党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依旧是针对传统的精英。现在的大选规则，选票跟个人的财产、年收入、教育程度挂钩。也就是说，财产达到一定的标准，年收入达到一个标准，至少接受五年义务教育者，这三种达到一个标准会有选票。才有资格投出政治上的一票。
有鉴于此，《民立报》复刊之后，一直盯着这三个人群在做文章。这一次申报的专访出来后，汪兆铭觉得是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机会。于是连续撰文评论，主要论调为民国当以发展为首要，外部应争取和平环境，不应采取过。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政斧，是否有这个勇气和实力。这两个不可缺一，有勇气没实力，那叫送上门给人揍的脑残。有实力没勇气，那是穿上龙袍都不像太子的土鳖。
报纸上纷纷扰扰的时节，一折新闻突然惊动了全世界，高尔察克为首的白俄政斧，在部分志愿者的帮助下，在西比利亚地区重创赤色苏联军队。一举收复了西伯利亚重镇鄂木斯克，历时一个月的西伯利亚战役胜利结束。白俄军队取得辉煌战果，消灭苏军五十万，俘虏四十五万，缴获大炮五百余门，轻重机枪五千多挺，步枪三十五万支。
相比这个劲爆的新闻，另外一则新闻就不那么起眼了。“疆省匪患猖獗，国防部要求驻军务必于年内清剿。”
“白俄的胜利”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自由世界再次看见了绞杀红色政权的希望。一时间全世界各国前沙皇时期的逃亡者，纷纷向西伯利亚聚拢，英法美三国的议会，各自提出了对白俄政斧的扶持动议。
取得了“辉煌胜利”的高尔察克，则不得不将最后一根金条交出来，换取志愿军的缴获装备和十五万战俘以及一大批装备和军需物资。毫无疑问，高尔察克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
报纸上的新闻往往跟政治需要挂钩，所以一些数据是不能当真的。西伯利亚战役的结果，毫无疑问被夸大了了。实际上苏军的损失并没有那么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