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话说得确实是精辟到了极点，难怪大明朝的海上走私从来都是屡禁不止，有这等暴利，禁得了才怪！
至于海盐的利润，那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盐不贵，但却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场永不枯竭。而且海边晒盐，海盐的如价又是低到了一个吓人的程度，是以盐业古来便是暴利行业，自汉武帝盐铁专卖之后，不论哪朝哪代，都是将其作为政府垄断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绝妙，实则无法长久，时日一长，便会从善政变成大大的恶政。
按照开中法运粮食的商人大军中，自然少不得晋商，而晋商发给盐引之后，最早划给他们支盐的所在，乃是河东。而此时，食盐的销售范围，哪里的盐销往哪里，哪里的商人能去哪儿支盐，能把盐销往何方，都是朝廷划定了的。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个州县，在这些地界儿，食盐的销售价格朝廷不管**一**本**读**小说 。因此其利润空间非常大，晋商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大发利市，迅速的积累了巨额财富，地方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运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此处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凤凰城，至明清时期，由于盐运使署设置在凤凰城，便改名为运城。运城因盐得名，因盐勃兴。
“开中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久而久之，粮食陈腐，多得吃不了，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东兑不了现，成为社会一大弊端。这迫使朝廷二次改革开中法。商人以后不用向边关运送粮食，可以交银子换取盐引。对于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编成十组，分十年一一兑现，每年兑现一组。兑现后，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而且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
这也就是所谓的“叶淇变法”。
当然，这只是官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
在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变法之前，开中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其一，明朝廷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其二，权贵上奏讨取盐引，垄断开中，贩卖私盐，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其三，灶户不堪剥削，纷纷逃亡，盐产量大减。其四，明朝廷基于财政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提前敛取的政策，任意增发盐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盐引过多，甚至到孙子那辈都得不到兑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开中的积极性。
甚至有的商人手中持有二十七年前颁发的盐引无法兑现，以松江为例，英宗正统年间有待政府支盐的盐引就多达六十多万引。成化十四年，又出现了大同各边镇城池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而无人上纳的局面。弘治二年因无盐可支，明朝廷就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结果引起私盐泛滥，全国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才有了叶淇变法。
叶淇的盐法变革，将原来的开中制变为开中折色制。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换句话说，折色制与开中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筹集边饷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银为中心，后者以实物为中心。
大明朝的朝廷正税，其实真的很低，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换回盐引。至于往边关运粮，就不用他们操心了，由中央朝廷花钱组织运力，往边关运粮，由此以保障边防军饷军粮。
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大小也算是个进步的。
但是这事儿，实际操作起来，其实非常时期不靠谱的。
以前的时候，商人直接把粮食运到了边关，交到了当地官府的手中，过程虽然复杂，路途虽然遥远，但是负担是压在了商人的身上。而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肯运粮往边关换取盐引，那就说明其中定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利润不小。若不然，谁会这么傻？商人运量，至少没有大小官员，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而边关的粮食，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改革之后，商人们实际上就是花钱买盐引，然后政府拿这笔钱去买粮运粮——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钱进了官府的手里，进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手里，想让他们拿出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倒是各级官吏，趁着这个机会，大发利市。粮食要运到各个边镇，那得过一层层的手，好处就被一层层的分润，这样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边关将士们拿到手的粮食，越来越少。而朝廷多了对边将的这一层钳制，文官地位越来越高，武将地位就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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