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苍茫无尽的华北平原的这个季节是最美丽的，因为这时候的那种壮阔让人不禁感慨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一望无尽的麦田行成一个碧绿的海洋，风吹动的时候，绿色波浪随风起伏。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个海洋的中央，不远几十里的地方就是霍元甲的故乡，当年张学良的爷爷就是从这里挑着行李去了东北。美丽的子牙河像一条玉带，依旧蜿蜒逶迤过这绿色而肥沃的大地，而古老的燕长城的遗迹已化作一条条的土堤从古老的村子的边上穿过。在古老的县城南面七里地的地方，有一个细长的叫做七里湾的小村庄。
当时的父亲是五队的队长，刚从部队回来的他二十多岁，晚上通常是在开会或者学习，有的时候是到村里的大队部，大队部里通常都是烟雾缭绕，放着各种报纸最常见的就是人民日报，当然还有农家乐之类的农业报纸。桌子上放满了各种记账用的表格纸，当然还会有几本毛选或马克思选集。但一直都是整整齐齐放在那，很少有人翻动。毛选是家家里都有的，没人来这里看，估计马列的著作这里是没人能看得懂的。
八十年代初，特殊时期基本结束了，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村里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各种各样的通知。“张华五，张华五到大队来一下，有你的电报”
或者还有用高音喇叭来骂大街的，“那个赛子（私孩子）家的羊吃了我家的麦子了！！！”
中午时分，我的父亲五队的队长敲响了挂在当街路口的那个铁钟，当当的声音响遍整个村北头。人们陆陆续续的集合到了那棵大榆树下，早到的人早也热热闹闹的聊了起来，有的调皮的就在丑爷的草帽上偷偷的插上几根狗尾草，我们叫做谷谷纽子。丑爷并没有发现，还在用他的烟袋抽着烟。大家却早笑了起来。“丑爷，你头上怎么还长草呢，你要卖吗？”丑爷发现被捉弄了，在地上磕灭烟袋锅子，就去追着打大五银了。
冬天来了，队上的活少了，队上的牲口也就轻松了。牲口棚在那口老井的西面一排土坯房子里面，父亲背着我去队里商量牲口的事情，那天夜里很黑，没有一丝灯光，远远的就看到那一排牲口棚的窗口上透出橘黄色的灯光，我感觉心底已经升起一片暖意。挑开那个油黑的发硬的破棉布门帘。顿时一股暖意袭来，同时加杂着一股浓烈的马粪和马匹身上的味道。顿时一群各种牲口映入了我的眼帘，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牲口，太让我震撼了。有的在吃草料，有的打着响鼻，吐鲁鲁的响。一排排长长的房子中间没有一堵墙，大约有几十米长吧，中间是一排牲口的长槽。槽边上是一排排的马，驴子和骡子和牛。在这一排房子的北头，是岭爷住的房间，屋子里一个土炕，一个旧的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被裹卷。下面是一个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账本，记录着每天牲口的草料的收支，窗台上摆着很多马灯，用来牲口晚上干活用的，打开下面的储油罐的铁塞子，往里面灌上灯油，托起玻璃灯罩点燃灯芯就可以使了，而且不怕风吹雨淋。那些日子夜里一排排的大车，在路上迤逦而行，在远处看来就像是夜里的发光的长龙。大路上往来的都是各县各村的车队。
其实集体的感觉很好，那时的人们是快乐的，不像现在大家都只顾自己，即使你呆在家里三个月不出门也不会有人来关心你一下。而且当初的人们也不像现在]这样大家贫富差距这样大，大家也没有太多身份和财富的差距。每天大家都会在一起劳动，日出而作日暮而息。我想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呀。而现在基本上连扭秧歌的时候都凑不起太多人来了。
岭爷无论什么时候都带着一顶黄色的毡帽，那种没有沿的，半圆形的帽子，是很多老人最喜欢的，我想带着应该很舒服暖和，这时候他正从外面给牲口添了草料回来。牲口一直是岭爷在照顾，他对每个牲口都很熟悉很有感情。他身材不很高，鼻梁很直，人很和蔼，穿着一身黑色肥大的黑色棉袄棉裤。说话的时候很轻，从来不会和别人争吵什么。父亲说：“岭爷，今冬天草料还够吧？”
“应该没有问题，明天要出车吗？”岭爷说。
“对，明天要派五辆大车去趟tj给绿豆糕房去拉豌豆。明天四点半你给牲口提前喂好草聊吧，顺便各大车都装好草料。”
“好嘞，没有问题。”
父亲又和岭爷在那闲聊起了牲口的事情，比如哪头驴子该打蹄子了，哪头马该换马掌了。驴子一般不打马掌，但是他们的蹄子也要修理，否则就长太长了就容易开裂。而且也容易长寄生虫。一般都有专门的工具，先把驴的一条腿固定好，然后用专门的刀子和大钳子修理。
我一会就觉得无聊了，就跑到外边那个有辘轳的老井旁边，去看那头基本从来不进屋的骆驼，骆驼基本上是牲口里面最高的，两个驼峰毛茸茸的，从小我就觉得那些骑在骆驼上的人太威风了。